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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多元的新加坡历史

  • 2014-07-02 15:08:30
  • 字体: 来源:东盟网 编辑: xjp 点击:

埃及金字塔的历史因为新发现的出土文物而数度修订。这反映了历史成形的必要过程。首先,历史是来自史实的反复求证而非凭借个人的想当然儿。

其次,历史事件有必要经过发酵与沉淀的过程把真实与虚假分开。这是因为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撰写,官方历史会言过其实的粉饰政绩,加上帮腔的吹捧会带来指鹿为马的历史扭曲。

官方历史观只是新加坡历史的其中一个版本,同样的,李光耀回忆录亦只是李光耀本人对新加坡历史的叙述。这些都是提供重要参考资料的历史文献,但是,这些历史观未必就是真实的新加坡历史。

因此,把官方历史与李光耀回忆录的历史叙述看成是正版新加坡历史是不妥当的。之所以不妥当是因为这种历史观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当权者的政治利益,而未必是为了记录真实的新加坡演化过程。

为此,要更全面的认识新加坡的发展与演进过程,是应该多翻阅一些另类的新加坡历史资料以作为补充。这些资料来自独立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与时局发展的分析与解读,以及当事者对相关历史的回忆录,比如《华惹一代》,《人间正道》,《我方历史》等等。

从越全面的历史越完整,而越完整的历史越真实的说法来看,多元的历史应该是比较单元的历史来得更接近历史真相。

那么,新加坡的一般公众所认识到的单元新加坡历史,这其中忽略了些什么历史知识?要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个简易方法是对这一个历史版本做些补充,通过对比就可以知晓个中不同。

比如,可以用近日的一篇有关新加坡独立历史的个人感言叙述为例子,这篇文章相当正确的反映了一般新加坡公众的历史看法。通过加于另类解读的补充,从中就可以认识到新加坡历史解读是可以更为多元的。换言之,对于同一段历史的发生,其因果与过程是可以有多元的认识。

其一,‘’我一直很好奇的。翻阅一些官方文献、剪报资料和回忆录,大体上是认为我们是小岛,没有天然资源,又因历史和地理上的依附,所以一直以来第一代政治领袖几乎毫无保留地认定我们必须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最后则为了不能同意让任何一个种族拥有特权而分道扬镳。’

官方文献强调岛国缺乏天然资源的困境,是凸显政府的人定胜天胆略与才干。然而,新加坡是靠港口贸易起家,并非依靠天然资源。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天然资源的多少亦无太大的关系,日本是一个天然资源相当欠缺的国家但这并未限制日本的经济发展。此外,国际上的经济分工就是为了互补有无。

新马分家的事实否定了‘我们必须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这一种说法。此外,新马分道扬镳并非只是因为新加坡否定了马来人特权;如果杜进才的说法属实,那么,李光耀要成为马来西亚首相的个人政治野心亦是一个核心因素。

其二,‘1965年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经济不能自立的小岛屿…然而,对那一代新加坡政治领袖(包括李光耀和许多中坚成员),经济建设是一个理想,种族平等也是一个理想,当必须在两者之间做个选择时,最后的抉择说明他们已确定经营这片土地所应有的地基和中枢是什么。’

李光耀坚持种族平等而选择分家的这一种说法,高估了李光耀为原则而牺牲的政治意愿,相反的,李光耀的务实主义是反原则与教条主义的行为;务实主义是凭借利害多少来决定政策的选择。在政治立场上,李光耀可以左亦可以右,可以反殖民亦可以亲英国,所以政治意识形态并不是李光耀的政治行为标准。

此外,所谓的种族平等论本身亦具有极大的争议性。马来人与华人政治都是当时社会的弱势群体,所以平等原则的实质结果是维持了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既有社会关系。换言之,种族平等原则是维持,而不是改善社会原有的种族不平等。说白了,这是一个伪善的政策。

其三,‘由行动党中的理想主义者拉惹勒南为独立所起草的誓约,已概括了新加坡的追求和精神。…我们这代人可以为后人做的就是要努力将种族和宗教因素排除在政治考量之外,使之不会成为政治冲突的基础,就能为国家的将来做出很大的贡献。’

拉惹勒南是理想主义者的说法有待研究,不过从理论来看,讲究现实利益和追求非现实的理想是两个相当不同的政治思维。

新加坡人在背诵了近40多年的新加坡信约之后,根据李光耀的最新解读,那只是一个政治愿景,亦是一个不实际的政治目标。换言之,信约是理想主义者的追求,但是,在务实主义者的眼中,这种追求在现实生活中是一种不实际的梦想。

人民行动党把种族与宗教去政治化,其结果是政府全面的垄断了种族与宗教的话语权。种族社群与宗教领袖失去了话语权之后,政府就可以全盘决定什么是允许,什么是不允许的种族与宗教的言行。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把这一种政治思维制度化。这种政策结果是避免多元种族与多元宗教社会之间建立起一个共同的政治立场;这是殖民政府的分而治之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废除了种族与宗教的结社自由与权力,就自然而然的巩固了当权者的绝对政治优势。

其四,‘追求平等的多元种族社会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两年内,演变成“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

新加坡是否是一个平等的多元种族社会还有待考证;人民行动党政府也有四种语文平等的明文规定,但是,所能见证到的语文事实却并非如此。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政治口号,不是政策,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有学者引用这句政治口号来佐证人民行动党政府平等对待华文教育的作法是不适当的。

其五,‘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向广场的群众高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场人心沸腾,流激情泪。…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独立那天…新加坡政治领袖们是在落泪下、伤痛中,以小岛经济存活的高风险换取种族平等社会的建设机会…’

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民族划时代的历史性一天,激情流泪是理所当然的;那是骄傲与胜利的眼泪。

李光耀为何在新加坡独立那天落泪却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亚历士佐西的说法是李光耀为留在大马的华人伤心,杜进才却认为李光耀咎由自取没有必要哭泣。

李光耀亦可能是喜极而泣的说法未必没有道理,因为英国人的原本意图就是保留新加坡作为西方人在远东的政治与经济桥头堡,而新加坡独立就是这个西方政治目标的实现。从这一种角度来看,李光耀不过是西方世界在东方的代理人;社阵主席李绍祖的新加坡伪独立说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种置疑新加坡独立性的说法有着相当的研究空间,比如,Hong Lysa (23-9-2010) 在反驳Ong Weichong《提防美化左翼政治的历史》的文章中就指出:‘在历史学者之间有着一个争议…这个争议是有关独立新加坡和殖民政权之间是一种延续或者是决裂的关系,新加坡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探讨新加坡历史的本质和意义。’

此外,人民行动党选择了脱离马来西亚而不是替换新加坡总理人选,那么,选择这种高经济风险的政治决策是为了谁,是为了那一方的利益?又是否是背叛了人民的信托?因为人民在全民投票中支持李光耀要加入马来西亚的建议。李光耀在这段历史中的前后矛盾要如何自圆其说?

由此可见,新加坡独立历史还是处于一个考证阶段,所以把官方历史观看成是正版历史是不妥当的。

其六,‘拉惹勒南也说过,在他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看到多元社会的文化出现,但他乐观地认为,只要用心经营铺垫,多元社会的文化会逐渐成形,民族更能存异求同,走得更靠近。’

从可以观察到的新加坡社会现象来看,多元社会文化並不是政府的政策目标。多元文化社会的先决条件是允许民族的母语与文化自由的成长与开花结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相反的,在以英语为第一语文的政策下,英化教育进一步削弱学生的民族性。

一个缺乏自身民族意识的新加坡人如何能够组建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充其量,这只是一个说新加坡式英语的各种民族共同组成的一个不东不西的卡立素社会。

末了,‘我期望大家友善地迎接新移民,就像先辈当年的胸怀一样…’

新加坡并没有台湾那种外省原罪的社会心理,新加坡向来都欢迎新移民,新加坡历史里更没有歧视新来人口的先例。

官方与传媒把新移民塑造成社会议题是不明智的政治伎俩,无非是为了模糊与转移社会焦点,把政策失败的苦果描绘为新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

历史上,新加坡华人社会有英文教育者与华文教育者的分化对立,李光耀把华文教育者摆平后,改以儒家思想与宗教教育来制衡英文教育者的自由主义思维,如今,这种社会分化转换成新移民与移民后裔的对立。

当社会出现对抗社群时,当权者即可以挑拨一方的势力去对抗另一方的势力,从中坐收渔人之利。明显的,执政党大可使用保卫者态势去收割新公民的选票。

总而言之,从这七段的历史叙述的对比,从中可以一窥什么是片面的历史叙述,什么是较全面的历史叙述。重要的认知是:不要轻易接受单元的新加坡历史观,也要置疑歌功颂德的历史叙述,更要提防把左翼政治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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